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道德恐慌及俘虜社會: 以同志公投為例

作者:林朝誠

這次選舉格外熱鬧,除了九合一選舉外,又有十項公投,而且有些公投的題目很類似,或者內容剛好相反,對許多人而言,看選舉公報及公投公報可能比看考試題目還難,難怪網路上充斥著懶人包及許多的宣傳 要大家第幾個公投要蓋同意、第幾個公投要蓋不同意 很有台灣選舉的味道。

我今天想寫的跟公投有關,但不是要大家第幾個公投要蓋什麼,畢竟星期六投票結果出來,不管如何也得要接受,就像英國脫歐公投一樣,這是共業。我所思考的是這次公投帶出來的話題是否能增進大家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對於台灣社會的公義是否增進。

公投最熱門或引起爭議最多的題目之一大概就是有關同志的議題了。這個議題其實在台灣也發酵過一段時間了,李安的斷背山在13年前就已經大膽地把它拍成電影並榮獲奧斯卡金像獎三項大獎的肯定。這些年來,同志的話題變得比較可以討論,這代表整個社會已經慢慢地比較了解與接受這個現象了,早期同志最難以面對的是被妖魔化(demonise)、病態化(patholise),被認為是不同的或異常的人,因此只能躲在暗處,不敢見光。但現在,美國、台灣及各先進國家的精神醫學會及心理學會等專業組織早已把同性戀排除在精神疾病之外,即使台灣現在的公投沸沸揚揚之際,大概也很少人會去否認這點,我想這是台灣的進歩。

因為大部份的人「大概」可以接受同性戀了,因此現在公投討論聚焦在婚姻及性別教育,在這裡我不想討論具體的婚姻法條或性別教育的內容細節,畢竟相關討論及比較的文章已經很多了,再多討論一點對大家可能也幫助不大,我想介紹的是二個新的觀念,也許有助於大家用新的觀念來理解這個議題。這二個新的觀念是道德恐慌(moral panic)及俘虜社會(society of captives),我在google搜尋台灣只有少數文章提到道德恐慌,但查不到俘虜社會相關的中文文章,如果有人有寫過相關文章也歡迎分享。

我對道德恐慌的理解是來自美國學者Luke博士的研究論文,Luke博士用道德恐慌的理論來解釋為何美國人認為美國女孩的暴力犯罪率在增加(事實上未必如此),我也試著用這個理論來理解目前的同志議題。從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觀點,同性戀過去被認為是精神異常或是愛滋病的病因等科學觀點已被否定,這也間接地承認同志議題是社會建構的,或如現在正進行的公投 - 法律建構的,也就是說,「同志」的認知及定位是由人們決定的,如果是用公投的方式決定的話,那就變成同志的定義及權利、義務是由「多數人」決定的。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很多事不都是由多數人決定的嗎?這樣不對嗎?如果是多數人要幫少數人做決定是否需要考慮他們是否是弱勢族群?這樣的決定誰受害?誰受益?他們是否會被歧視?如果用道德恐慌的理論來解釋目前同志議題的爭議,也許是我們傳統社會對性別認同、性傾向及婚姻已有既定的文化標準,當同志議題浮現出來的時候,撼動了這個社會標準,模糊了男/女、婚姻的界線,因而造成了對性別認同及相關行為的文化焦慮。這樣的焦慮被媒體以主流觀點出發,用文字、特殊的圖片及影像來塑造及渲染以博取版面,加上政治人物的引用、放大及行動(如訴諸公投),希望變成一種法律強加在他們身上,以解除這個龐大的道德恐慌。這樣的結果也許有一部份是因為同志近年來據理力爭的強度及方式(這需舉辦活動的人去省思)造成傳統人士反撲,但我們終究得回到問題的本質:公投的結果能解決同志面臨的問題嗎?到底婚姻對同志的意義為何?我們的法律及社會價值符合社會公義(justice)嗎?

我再用Arrigo博士的「俘虜社會」觀點來進一步看這個問題。Arrigo博士原本用俘虜社會來解釋精神疾病患者及犯人等被俘虜的社會現象,我也試著把同志議題帶進來看看。同志在長期與社會互動中,受到四種(符號、語言、文化、實質)超現代力量(ultramodern forces)的否定(同志不是正常人)、傷害(同志會傳染愛滋病)、限制(同志不能結婚)及阻礙(同志需要治療),而讓他們原本可以發揮建設性及動力性(dynamic)的潛能被壓抑,原本可以發揮不同的人性成為不一樣的人,被要求成為跟大家一樣的人(殖民主義也常有這個特性),因此早期的精神醫學曾用診斷評估的主流知識系統來「管理」他們,社會人士很害怕他們,很失望地要把他們給同質化(如轉化治療)、邊緣化,而這樣的暴力(傷害、否定另外一個人的人性的力量)在社會單一價值觀的集體運作下被正常化,它不僅傷害同志,也傷害了加害者(標籤化他們的人)、立法者(用法律去限制他們)、及旁觀者(面對他人受迫害卻不以為意或沾沾自喜),因為所有人都被這個俘性(captivity)所禁錮,成為浮虜社會的共犯,因而不能發揮自己原有的可以成為不同的人的建設性及動力性的潛能,以致於整個社會進入超現代瘋狂(ultramodern madness),成為社會病態(social dis-ease)。俘虜社會常出現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要求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經濟、社會地位等負責,而忽略了社會脈絡下他們所面對之不公不義,並非個人可以獨力對抗的。由此觀之,公投的結果是否解決了同志的問題,還是加重了社會的俘性,值得觀察。

那是否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Arrigo博士建議採取批判性的(critical)、多元族群的(cosmopolitan)靜觀覺察力(mindfulness)的方式來存在及行動,來破解既有文化對同志的定義,來克服個人與超現代力量間的掙扎與對抗,藉由大家以省思的態度來擁抱多元族群的靜觀覺察力及想像力,來治療全面性的超現代瘋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較觀念性的,希望對大家看同志公投議題背後的深層問題有所助益,譬如用俘虜社會及多元族群的靜觀覺察力來省思性別教育的話,就比較容易理解要讓小孩從小就能接受人及文化是多樣化的,我們應該彼此尊重與包容;又如用道德恐慌的觀點來看同志議題的話,就會思考我們用公投是否真的在幫同志們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還是用多數人投票的方式來解除自己的道德恐慌,卻忽略了系統性的問題。

附註:  道德恐慌及俘虜社會這二個理論要套用在東奧正名公投去闡述台灣的困境(殖民社會)似乎也適用,請各位讀者自行延伸。 


參考資料:
Arrigo, B. A. (2013). Managing Risk and Marginalizing Identities: On the Society-of-Captives Thesis and the Harm of Social Dis-E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7(6), 672-693.
Luke, K.P. (2008). Are Girls Really Becoming More Violent?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23 (1), 3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