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6日 星期四

紀念摰友伯瑜兄


                       作者:林朝誠
                                                                
這輩子從沒寫過公開的追思文,曾經想寫過,但寫不出來,這次試圖寫,一方面是因為張伯瑜是我37年的摰友,一個人能有幾個這麼長久的好友?一方面自己已是天命之年,心理狀態早應超越了而立、不惑的年齡,追思文不該只是抒發自己的情緒,更應把你和我自己的心得分享出去。

以下文字從201810月斷斷續續寫到現在,所以在時間點上,是跨越半年多的光陰。


在微寒的暖冬,周公半夜叫醒我,窗外滴滴答答下著小雨,心裡的雨從眼睛流出,為了還在夢中出現的你,醒後就消失無踨。回想37年前你的天真模樣,其實我們那時看起來都是傻呼呼的;看著半年多前你和建中學弟致豪幫我慶生的照片,那時你堅持要單獨出錢時,內心可能暗地裡下著雨。你從年輕時就不喜歡照相,我第一次跟你合照可能是201310月幫學弟慶生的時候,最後一次合照則是2017年高中同學會的時候,這輩子跟你合照的次數屈指可數,所幸這幾年你開始把相片貼在臉書上,尋著臉書的足跡,看到了夢中出現的你。

 
高一時我很內向,話不多,交友也被動,你雖沒像我那麼內向,但個性獨特、不善交際,不是那種討喜的類型,但真誠直爽,重視友誼。在學校時,你常來找我說話。我們有時候一起去看電影,有時去重慶南路逛書局,偶爾在週三下午小週末到對面的植物園走走,你走路很快,我常要追著你走,卻沒想到這樣平凡的開始竟然走出之後37年深厚的友誼。

 
雨的節奏變慢了,雨聲變小了。

2018107日告別式那天,看到好多年輕人前來跟你致意,那來這麼多年輕人?我們猜大概是你曾經幫過的臉友吧。你為善不欲人知,但我這好友總還是會聽到你提到幫朋友改英文論文或信、幫朋友了解生涯規劃、幫朋友了解如何規劃出國讀書、教朋友英文等等,不勝枚舉;你的年輕朋友若有失眠、情緒困擾或不想活的念頭,你會介紹他們到診所來找我協助;一些證劵或投資公司高薪找你,你都不願去做,卻在幫年輕人做義工,我想你的義舉點燃了在十字路口徬徨的年輕人一盞明燈。

高中時的台北街頭沒像現在這麼摩登,但很樸實,我們經過之處若有人乞討,你必會給幾個亮晶晶的銅板。七年多前你從台灣高盛證券的執行董事退休,我們曾一起去過法鼓山、行天宮、保安宮等,每次你去都會不具名捐幾張千元大鈔,於是我就跟著你捐;每逢過節過年,想到孤苦無依的老人或小孩,你都會捐款給慈善機構,也鼓勵我捐款;若逢天災,你更會捐出大筆金額賑災。雖然你篤信科學,從不迷信,但你大方捐款給宗教慈善圑體、為善不欲人知的大愛,我相信你是人間的活菩薩,在行善的道路上,我默默地跟著你的腳歩走。


失眠的黑夜,我放著搖籃曲期待睡意來臨。

腦中泘現第一殯儀館的畫面,建中同學們約好一起向你祭拜,有人帶著建中制服讓我穿上,看著你弟弟伯琛為你特別挑選的彩色照片 - 想讓你美好的身影能長留我們心中,而你看著我們一起穿過的制服,應該也會為我們一起走過的一切感到欣慰吧!


其實我們真正當過同班同學也只有高一那一年而已,之後你分班到甲組(理工),我分到丙組(),你為了跟國中老師證明你是讀化學的料,就去讀清大化學系,畢業後經過陸戰隊死後餘生的考驗,去美國深造,雖然令人羨慕,但我知道那是孤單且艱辛的歷程,你是靠著陸戰隊的意志力熬過來的。你常寫信或卡片給我,那些文字我都珍貴地收藏著,每次你返國,我們都會相聚聊聊近況,我從你那兒得知了許多美國的情形,最後很高興你拿到名校Rice University 的化學博士,也證明了你的國中老師是錯的。


可是你拿到博士學位後的求職路並不順遂,曾經對未來絕望悲觀,後來你考慮轉換跑道去讀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MBA課程,這巨大的轉變讓我驚訝!所幸1999年就謮MBA後,你發現自己在財經方面頗有潛能,成績表現十分優異,畢業後在2001年也立刻獲得難得的機會進入世界知名的高盛證工作,職位及薪水當然也順利扶搖直上。此後,當我的個案、病人、朋友等遇到人生困境時,我常會舉你做例子來鼓勵他們,不管遇到多大困境都不要放棄,可能有更好的機會等著我們去發掘。

 
告別式那天我在臉書上貼上我為你用粉彩畫的、但未完成的肖像,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我的粉彩畫是跟你學的,幾年前就想畫一幅肖像送你,於是構思以你最喜歡去的日本的富士山為背景,襯托前景的人物;在你離世(2018921)前二天帶了這幅畫給你看,你用虛弱的聲音要我大膽地把人物陰影加深,這是我最不敢做的一歩,怕會把你給畫醜了。本想修改完後再拿給你看,沒想到你提早走了,沒有你的教導,我不知道何時才敢動手把這幅畫完成。
 

你有文學藝術天份,從小喜歡讀書、畫畫及書法等,年輕時你跟我講你的讀書方法,就像把一堆書分類組織放在書架適當的位置上,難怪你書看地快又記得清楚細節,退休後你竟可以一週看完一本英文小說,我連一本中文小說都看不完!你記憶、觀察、思考、邏輯推理等都超強,常能一針見血點出問題,雖然你的直言有時會讓我不舒服,但當頭棒喝對我受用無窮,真是難得的友直、友諒、友多聞。你出國留學後就比較沒有畫畫了,直到退休後才又開始大量畫畫,且不斷精益求精,學習新的畫法,包括國畫、粉彩甚至油畫,你說畫畫可讓人心情愉快,你的老師說你再畫下去,美術班畢業的學生就沒工作了。我常看你畫畫,看你如何畫金閣寺的楓景,也跟你去看畫展,你喜歡杜詠樵、李奇茂的畫作,中間你會不斷跟我解說如何欣賞畫、如何畫出那樣的畫,我最後終於被你影響而開始學粉彩畫,你喜山水花樹,我樂人物,我畫完後你會指點我如何改進、如何突顯一幅畫的焦點。附帶一提,每次看畫展時,我不小心踩到地上保持距離的線,你就會趕緊提醒我不要越線;有一次在國父紀念館看畫展時,你看到一位小姐在照相,你就過去制止她,跟她說畫廊內不能照相,結果她說她是工作人員,負責照相記錄,我心裡在偷笑你的耿直,可見你是非分明又熱心的個性。至於你為何在45歲就退休?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司要你裁員,你覺得公司業績好為何要裁自己的手下呢,最後你裁掉自己,令人惋惜也令人佩服,我也因此才有機會跟你學畫。


我們一群建中好友向你祭拜完後,家屬答禮時,看到他們難過的表情,心有不捨。你平常對朋友及家人都非常關心,會關心母親的身體狀況及小妹是否工作順利等等。去世前,一直撐到體力不支,你才願意回家休養,讓媽媽幫忙照顧;我去你家探望時,伯母說你能夠自己來的事都不麻煩家人,直到後來體力真的不行了,才勉強把有些事讓家人效勞,伯母為你的狀況憂心,也瘦了一圈。你去世前一天,我跟伯母帶你去台大醫院看病時,由於需要上下計程車及上下輪椅,才發覺伯母瘦弱的身軀很難扶地動你,我想,那段時間,伯母盡了最大的心力在照顧你。你常告訴我,很感謝父母從小培養你獨力思考及生活的習慣,的確,你到臨走前還是堅持獨立料理生活,勇敢面對疾病,但最後白髮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


你退休後,除了可以花時間在你從小就喜愛的藝術之外,還頗能安排社交活動。你學生時代就很重視友誼,歷經高盛的磨練後,又更能廣結善緣,與更多的新舊朋友往來!而我也成了受益者,因你的牽線,認識了建中學弟致豪、你大學同學冠臺,我們常到你成功國宅的住處喝茶、聊天、賞畫;你煮的蒸鹹豬肉、清蒸魚、日式馬鈴薯胡蘿蔔豬肉、竹荀湯、苦瓜雞肉湯等,真是好吃極了。2010年你去日本東京開會後,愛上了日本文化,勤學日語,提到日語課時,你會滔滔不絕,分享著你上課聽到的故事、學到的日語。我們有時一起爬山,二子坪、鼻頭角、碧湖步道等有我們的足跡;也經常慶祝彼此的生日,一起聊天並享受美食。認識新朋友對於中年人來說是不容易的,也很令人珍惜,所以即使你過世了,我們這群因你而認識的朋友仍依然慶生、相聚,彷彿你還繼續在跟我們一起慶祝似的。


家屬答禮時,看到伯琛溼紅的眼框,失去一個同讀化學系的雙胞胎哥哥一定是很難過;生前,你弟弟為了你身體的狀況著急著連絡我要怎麼處理,生後,他盡心盡力幫你辦後事、整理你留下的眾多事物,讓你的朋友把你的畫、書籍等帶走留念。年輕時常聽你提到弟弟的優秀與彼此某種競爭的關係,後來這些年更常聽到你們彼此分享工作上或去日本旅遊的點點滴滴,這種雙胞兄弟情深,一定是上天特別安排的。


我們慶生或聚會時,大部份的餐廳多是你找的,退休後你愛上美食,遍嚐各家名菜,不管是牛肉麵、小吃,或是日式料理、鰻魚飯,當然西餐、牛排也逃不了你的舌頭,你嚐盡了台灣、日本、香港各地頂級美食,甚至整理了你對各餐廰的美食評價。但是上天最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在你去年生日那天,你在仁愛醫院住院的主治醫師,跟你宣布得到了瀰漫性肝癌,且治療的選擇有限。我跟致豪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難過,結果變成你在安慰我們,我們就近到仁愛醫院附近的半畝園幫你「慶生」,讓你吃了壽麵。可惜愛美食的你,在臨走前二天,連最愛吃的肥前屋鰻魚飯都吃不下,這一幕讓我感到心酸。除了美食,看電影你也很有一套,你發明了「看錶指數」- 看一場電影中,看錶的次數愈少表示電影愈精彩,看錶指數成為臉友選擇電影的重要參考指標。


你去世二天後,冠臺、致豪和我一起去靈堂向你上香,我竟然忍不住痛哭,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我是你的醫生好友,竟然沒能幫你把關,沒有注意到你的B型肝炎很久沒有追蹤,結果,你因為皮膚久癢不治,最後竟查出是瀰漫性肝癌,讓我非常自責,要是我有幫你注意,可能就不致於那麼晚才發現

心理一直不想接受你已離世的事實,因此藉由書寫,希望把我所知你在世53年的人生精華記錄下來,一方面整理好自己的思緒及情緒,一方面分享給其他的有緣人參考。你是個大菩薩,下凡到人間53載,堅忍不拔,喜愛藝術,真誠待人,熱心行善,提攜後進,幫助眾人,我想你一定會贊成我把你的事蹟公諸於世,這樣可以讓更多人學到你的真、善、美的精神。

伯瑜,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在天堂,生日快樂。


附註:
1.肝炎是台灣的國病,B型或C型肝炎帶原者與肝癌有密切關係,因此需即早就醫,並定期回診追蹤,這樣,若真有癌變,也較能早期發現。
2.最近幾年,可能年紀漸長,較常碰到親友離世,即使是生病去世,有時在身體虛弱時,死神一降臨,往往自己或親友都會措手不及,因此,最好能在健康的時候或病情輕微的時候,珍愛生命,並且面對死亡,為死亡做好準備。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我們與俘虜的距離

 作者:林朝誠
(圖片取自公視網站) 
   
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看完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齣戲後,除了讚歎《與惡》團隊的功力之外,更覺得這齣戲應該同理到很多人吧。以我為例,我們常在討論以及在做的,包括如何讓大眾了解什麼是精神疾病、如何幫精神疾病患者(病人)去污名化、如何保障病人的人權等議題,經由這齣戲精彩逼真及高張的劇情,可以很清楚地、令人印象深刻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我想,《與惡》帶給社會大眾思想衝擊的正面影響是值得肯定的。

《與惡》掀開了精神疾病的面紗,探討生病與犯罪的關係,現況上,不管各自立場如何,結果通常會造成受害者、加害者和兩造家屬的創傷。有關劇情的介紹、編導與演員的精湛表現、及精神疾病的知識等,因為已有很多文章可參閱,在此不再贅述。另外,我也要先表達對受害者家屬的關懷之意,親人意外受傷或離世一定是無比傷慟,非當事人恐難以想像。但此篇文章將著重在此劇重新診斷社會的瘋狂(而非病人的瘋狂),探討是什麼力量讓這社會的人們瘋狂,瘋狂到把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正常化到與惡只有一線之隔,而這種傷害、否定他人人性的力量,其實就是無形的暴力。這無形的暴力傷害到受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律師等,以至於社會大眾全都受害。

污名化與標籤化
劇中應思悅要跟她的未婚夫凱子退婚時,凱子說:「得了這種病是你們祖先做了缺德的事。」「妳跟精神病住久了,也得了精神病。」這是污名化與標籤化的典型例子,這種現象其實在世界各國都會發生,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許多國家,像台灣,歷經殖民時代,政治犯曾被當作病人關在養護所,而養護所的病人也曾像犯人一樣被禁錮、處罰,失去了自由與人權。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剛興起時,精神醫療資源仍然不足,病人家屬迫於無奈只好用錢把病人送到龍發堂等宗教機構渡過餘生,這對於身為精神科醫師的我,覺得實在太可惜了,明明就可以讓病人病情改善,過比較好的生活,並發揮其潛能的,卻這樣浪擲了這些人寶貴的人生。

新聞媒體在《與惡》中佔有很重的份量
李大芝:「(媒體)沒比我哥殺的人還少。」
新聞媒體在《與惡》中拌演很重的份量,主要的鏡頭都是放在品味新聞台對新聞的處理及其它媒體的報導,媒體由於是商業機構,在處理病人暴力事件時,如果只在意收視率、悚動、搶廣告等,就跟貪婪販賣商品沒有二樣,這種消費式新聞、誇張或錯誤的報導24小時不斷播放,成為我們生活日常時,媒體及觀眾都被馴性所慣化,自己除了成為傷害者外,也成了俘虜。

俘虜社會
媒體為何要嗜血般地報導病人犯罪呢?凱子為何會對自己的未婚妻說這種話呢?這裡我要用美國Arrigo博士的「俘虜社會」理論來闡述。

理論上,原本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揮富創造力的人性、成為獨特不一樣的人,但當病人出現怪異或犯罪的行為時,新聞媒體立即傳播暴力的畫面及文字,暗示病人的危險性及可能帶來的傷害,當這些偏頗、不完整的畫面不斷地被報導後,形成一種主流的論述與故事,認為病人跟正常人不一樣、是丟臉的、危險的、不可預測、只是自己不振作太脆弱、家庭教養一定有問題等,透過這些語言/故事,突顯出他們跟我們主流價值的不同,病人因此被邊緣化、病態化、妖魔化;當主流的聲音透過媒體不斷地轟炸下,不同的聲音將消失,民眾對病人更加害怕,期待用社會力量來重建秩序、預防潛在的危險,於是大家會要求將這些「異類」變成跟「正常人」一樣;當這種論述成為道德真理,會形成傷害的力量、暴力的力量。

這力量無形地進入人們心中,建構了病人等於暴力的符號,以致於我們在看到相關符號時,腦袋就會呈現這些偏頗的畫面。這個超現代力量非常強大,為了確保病人變得順從,事物變得井然有序,這力量會用一些機制來管控這個危()險,因而一些人或機構(如新聞媒體、法院、監獄、醫院等)就限制(神經病就是要關起來、立委關說院長不準病人出院)、阻礙(里民不讓康復之家在社區成立)、否定(病人是禽獸或不是正常人,李曉明媽媽自認為不會做媽媽、太太)及傷害(要求重刑或死刑)他們,此力量不僅傷害了病人(及家屬)的個人認同,也厄殺了病人(及家屬)的創造力(可以用不同方式面對、因應的能力)

這力量建立起僵化的世界、價值觀及權力的賦予,病人身在這個教條式、控制式的社會中,逐漸地其知覺、想法及行動也深受影響,必須在這個標籤化及污名化的社會中掙扎地去過生活、感受及尋求其生存的意義。而這個馴化處理方式的代價是人性,長期的馴化限制並否定了人的建設性及動力性潛能,讓他們原本可以發揮的潛能被壓抑,原本可以發揮不同人性或成為不一樣的人,被要求成為跟大家一樣的人,病人邊緣化成為社會的俘虜,生活在俘虜社會之中。

超現代瘋狂
超現代力量的傷害力強大,一般人難以對抗,此力量會用一些方法保護「正常人」免於危險,早期政府機構會將病人安置於養護所隔離,後來精神醫療機構曾用診斷評估的主流知識系統來治療並管理他們,社會人士因害怕他們,希望要把他們給邊緣化同質化,而這樣的暴力在社會單一價值觀的集體運作下被正常化,它不僅傷害病人,也造成其它人失能,其它人包括污衊者(標籤污名化病人)、立法者(用法律去限制病人)、及旁觀者(面對病人受迫害卻不以為意),因為旁觀者只能用主流論述來看待病人。當旁觀者擴大到家庭、學校、工作場合時,所有人都已被馴化,被這個俘性(captivity)所禁錮,只能成為一樣的人,只能成為浮虜社會的共犯,因而不能發揮自己原有的建設性及動力性的(專業)潛能,以致於整個社會進入超現代瘋狂,成為社會病態。

俘虜社會常出現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要求個人主義,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經濟、社會地位等負責,而忽略了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人們所面對的不公不義,並非個人可以獨力對抗的,加上若司法出現不公(劇中說:「法官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更將促成俘性社會的出現。

反駁謬論
其實,關於「病人是危險的」這個論述,要反駁並不難:
一、統計數據上,有接受治療的病人,其犯罪機率並沒有比一般人高,我們憑媒體報導的印象來判斷會產生過高的偽陽性(false positive)。
二、實務上,對病人貼標籤只會讓病人更加害怕,無法融入社會,而加重其症狀,無助於改善病情或減少暴力。
三、道德上,把95%沒有暴力傾向的病人當作暴力份子看待時,他們受到無端的歧視與指責,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提議
劇中法扶律師王赦:「把人給殺了就能夠解決一切了?」俘虜社會中,把病人隔離了就能解決問題嗎也許我們可以參考以下方式來面對此難題:

一、Arrigo博士建議採取批判性的、多元族群的覺察力來存在及行動,來破解既有文化單一的定義、克服個人與超現代力量間的掙扎與對抗;藉由大家一起以省思的態度來擁抱多元族群的覺察力及想像力,並擴及每個家庭、學校及工作場合,這種包容的社會環境,才能友善對待精神疾病患者,並治療全面性的超現代瘋狂。
二、以同理心讓我們的身份流動,像這齣戲一樣不要只站在單一的身份來看事情,才可以解構超現代力量,由於我們的制度、法律、犯罪、文化都是社會建構的,不是與天俱來的,因此如果我們可以站在病人的角度(假設是病人或家屬)看清俘虜社會的話,才能避免被馴化/機構化,才能改變制度及文化,避免傷人及傷己。
三、病人本身就是疾病的受害者,需要社會的關心與善待,請賦予支持的力量讓病人能接受適當的治療、建構他們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政府更應帶頭改變民眾的刻板印象,擴大編制及預算(台灣精神醫療的預算遠低於各已開發國家),才能建立更完善的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體系;司法體系也可考慮成立專業法庭,加入有專長的專業人員參審,以兼顧病人權益及社會公義;推動修復式司法,讓被害者、加害者及家屬有對話、修復創傷及彌補關係的機會

結語
勇於挑戰傳統,將精神疾病患者的故事用多元角度來完整述說,《與惡》創新的嚐試引領大眾更清楚地認識精神疾病與患者,也了解到媒體的無形暴力與惡只有一線之隔,本文藉由《與惡》重新診斷社會的瘋狂,解構俘虜社會加諸於我們身上的枷鎖,請讓我們拒絕暴力,請讓我們接納彼此的不同,用我們的創造力改變生活態度與方式,成為各種多彩多姿不同的存在。誠如《與惡》宣傳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不需要因為這個不一樣,而去害怕彼此。」而「我們的希望就在雲後面」。


(本文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精神.心理.心靈.樂活網誌」及網址:https://linclinic.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23.html)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道德恐慌及俘虜社會: 以同志公投為例

作者:林朝誠

這次選舉格外熱鬧,除了九合一選舉外,又有十項公投,而且有些公投的題目很類似,或者內容剛好相反,對許多人而言,看選舉公報及公投公報可能比看考試題目還難,難怪網路上充斥著懶人包及許多的宣傳 要大家第幾個公投要蓋同意、第幾個公投要蓋不同意 很有台灣選舉的味道。

我今天想寫的跟公投有關,但不是要大家第幾個公投要蓋什麼,畢竟星期六投票結果出來,不管如何也得要接受,就像英國脫歐公投一樣,這是共業。我所思考的是這次公投帶出來的話題是否能增進大家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對於台灣社會的公義是否增進。

公投最熱門或引起爭議最多的題目之一大概就是有關同志的議題了。這個議題其實在台灣也發酵過一段時間了,李安的斷背山在13年前就已經大膽地把它拍成電影並榮獲奧斯卡金像獎三項大獎的肯定。這些年來,同志的話題變得比較可以討論,這代表整個社會已經慢慢地比較了解與接受這個現象了,早期同志最難以面對的是被妖魔化(demonise)、病態化(patholise),被認為是不同的或異常的人,因此只能躲在暗處,不敢見光。但現在,美國、台灣及各先進國家的精神醫學會及心理學會等專業組織早已把同性戀排除在精神疾病之外,即使台灣現在的公投沸沸揚揚之際,大概也很少人會去否認這點,我想這是台灣的進歩。

因為大部份的人「大概」可以接受同性戀了,因此現在公投討論聚焦在婚姻及性別教育,在這裡我不想討論具體的婚姻法條或性別教育的內容細節,畢竟相關討論及比較的文章已經很多了,再多討論一點對大家可能也幫助不大,我想介紹的是二個新的觀念,也許有助於大家用新的觀念來理解這個議題。這二個新的觀念是道德恐慌(moral panic)及俘虜社會(society of captives),我在google搜尋台灣只有少數文章提到道德恐慌,但查不到俘虜社會相關的中文文章,如果有人有寫過相關文章也歡迎分享。

我對道德恐慌的理解是來自美國學者Luke博士的研究論文,Luke博士用道德恐慌的理論來解釋為何美國人認為美國女孩的暴力犯罪率在增加(事實上未必如此),我也試著用這個理論來理解目前的同志議題。從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觀點,同性戀過去被認為是精神異常或是愛滋病的病因等科學觀點已被否定,這也間接地承認同志議題是社會建構的,或如現在正進行的公投 - 法律建構的,也就是說,「同志」的認知及定位是由人們決定的,如果是用公投的方式決定的話,那就變成同志的定義及權利、義務是由「多數人」決定的。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很多事不都是由多數人決定的嗎?這樣不對嗎?如果是多數人要幫少數人做決定是否需要考慮他們是否是弱勢族群?這樣的決定誰受害?誰受益?他們是否會被歧視?如果用道德恐慌的理論來解釋目前同志議題的爭議,也許是我們傳統社會對性別認同、性傾向及婚姻已有既定的文化標準,當同志議題浮現出來的時候,撼動了這個社會標準,模糊了男/女、婚姻的界線,因而造成了對性別認同及相關行為的文化焦慮。這樣的焦慮被媒體以主流觀點出發,用文字、特殊的圖片及影像來塑造及渲染以博取版面,加上政治人物的引用、放大及行動(如訴諸公投),希望變成一種法律強加在他們身上,以解除這個龐大的道德恐慌。這樣的結果也許有一部份是因為同志近年來據理力爭的強度及方式(這需舉辦活動的人去省思)造成傳統人士反撲,但我們終究得回到問題的本質:公投的結果能解決同志面臨的問題嗎?到底婚姻對同志的意義為何?我們的法律及社會價值符合社會公義(justice)嗎?

我再用Arrigo博士的「俘虜社會」觀點來進一步看這個問題。Arrigo博士原本用俘虜社會來解釋精神疾病患者及犯人等被俘虜的社會現象,我也試著把同志議題帶進來看看。同志在長期與社會互動中,受到四種(符號、語言、文化、實質)超現代力量(ultramodern forces)的否定(同志不是正常人)、傷害(同志會傳染愛滋病)、限制(同志不能結婚)及阻礙(同志需要治療),而讓他們原本可以發揮建設性及動力性(dynamic)的潛能被壓抑,原本可以發揮不同的人性成為不一樣的人,被要求成為跟大家一樣的人(殖民主義也常有這個特性),因此早期的精神醫學曾用診斷評估的主流知識系統來「管理」他們,社會人士很害怕他們,很失望地要把他們給同質化(如轉化治療)、邊緣化,而這樣的暴力(傷害、否定另外一個人的人性的力量)在社會單一價值觀的集體運作下被正常化,它不僅傷害同志,也傷害了加害者(標籤化他們的人)、立法者(用法律去限制他們)、及旁觀者(面對他人受迫害卻不以為意或沾沾自喜),因為所有人都被這個俘性(captivity)所禁錮,成為浮虜社會的共犯,因而不能發揮自己原有的可以成為不同的人的建設性及動力性的潛能,以致於整個社會進入超現代瘋狂(ultramodern madness),成為社會病態(social dis-ease)。俘虜社會常出現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社會,因為這樣的社會要求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經濟、社會地位等負責,而忽略了社會脈絡下他們所面對之不公不義,並非個人可以獨力對抗的。由此觀之,公投的結果是否解決了同志的問題,還是加重了社會的俘性,值得觀察。

那是否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Arrigo博士建議採取批判性的(critical)、多元族群的(cosmopolitan)靜觀覺察力(mindfulness)的方式來存在及行動,來破解既有文化對同志的定義,來克服個人與超現代力量間的掙扎與對抗,藉由大家以省思的態度來擁抱多元族群的靜觀覺察力及想像力,來治療全面性的超現代瘋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較觀念性的,希望對大家看同志公投議題背後的深層問題有所助益,譬如用俘虜社會及多元族群的靜觀覺察力來省思性別教育的話,就比較容易理解要讓小孩從小就能接受人及文化是多樣化的,我們應該彼此尊重與包容;又如用道德恐慌的觀點來看同志議題的話,就會思考我們用公投是否真的在幫同志們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還是用多數人投票的方式來解除自己的道德恐慌,卻忽略了系統性的問題。

附註:  道德恐慌及俘虜社會這二個理論要套用在東奧正名公投去闡述台灣的困境(殖民社會)似乎也適用,請各位讀者自行延伸。 


參考資料:
Arrigo, B. A. (2013). Managing Risk and Marginalizing Identities: On the Society-of-Captives Thesis and the Harm of Social Dis-E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7(6), 672-693.
Luke, K.P. (2008). Are Girls Really Becoming More Violent?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23 (1), 38-50.